教育极度世俗化的年代,亟需智慧的教导者

作者:侯士庭     来源:摘自《喜乐流放者》 时间:2019-09-10 10:04:02

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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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编者按
 
        当我们周围的教育越来越脱离教育的本义,许多家长开始探寻能够真正对孩子负责的教育模式,尤其是基督徒家庭,开始尝试多元化的路径。但是,主内教育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真正的“师者”缺乏。正如侯士庭在新书《喜乐流放者》中谈到的,基督化教育继续智慧的教导者,来缓解时下的基督教代际传承危机。你有什么思考和想法吗?读完本文发表一些看法吧!留言或者来稿都欢迎! 
 

 
 
        今日基督教传递的危机
 
        “没有异象,民就放肆。”(箴29:18)既然教育的本质在于传递,那么若对于未来的故事没有异象,就会导致危机。人必有一死的异象应是基督教传递的一个强烈动机。以色列人没有来生的确据,只能希望被子孙后代记念。对他们来说,传递取代了复活。我们许多人因着多少确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继续走上帝的道路,而感到欣慰。
 
        我对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记忆犹新,当时仿佛就要面临一场核灾难了。我就是在那时候决心委身服侍下一代,靠着上帝的帮助以最大的同情心为年轻人做事。这次全球危机也许触发了一种新的人类精神的激进主义,至今已衍生出许多形态,包括对理性主义的反叛。当然,那次危机帮助我彻底思考基督教教育的前景,同时也开始梦想创建维真学院。
 
        基督教传递的危机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议题:历史意识的丧失、不再信任传统权威、缺乏诚信的组织机构、个人的自主性,以及最重要的,在科技世界中对上帝的敬畏荡然无存。
 
        许多事情抵消了信仰传递的延续性:家庭的崩坏、家庭单位新兴模式的实验、转变中的女性社会角色,以及各种性反叛形式。一种新的信仰传递模式取而代之,可称之为“相信却不归属”(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)。
 
        传统上,罗马天主教教会和新教主要宗派的信仰传递,是以社会为基础来发展、存续宗教文化。不过,妇女g e命推翻了传统文化对性与生养的道德观念,导致母亲角色的崩解,而母亲原是宗教家庭价值观的主要传递者。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社会学家一致认为,这是与过去一刀两断的举动,尤以近三十年为甚。
 
        最近有一位法国天主教作家用他的书名提问:我们是最后的基督徒吗?
 
        那么,或许在这个历史阶段,我们需要重寻流放神学。因为就像耶利米等先知一样,流放也是我们的文化环境。当我们活在社会环境友善的世界里,会将信仰的传承视为理所当然,而不会刻意传递。可是,一旦社会环境对于信仰变得更充满敌意,真正的基督教传递就要从比较个人的层面着手了。
 
        在断裂的文化中传递基本价值观
 
 
        在今日,基督徒的见证似乎来到了十字路口。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相信组织性和社会性的信仰传递,而无法想象如果抽掉宗教组织、公开教会、神学院、大型特会和各种宣教事业,现有的基督教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然而,如前所述,这些努力大多造就了公共事奉中的超现实主义,将焦点摆在大众传播上。
 
        不过,传递信仰要想更为亲切,所需要的是个人对上帝的经历和对此经历彻底的回应,以致内心最深处被触动。这样的传递是在关系中进行,体现出一种整全的信仰和信靠的生命。
 
        过去的教会成员普遍认为,只有神父、牧师或教会领袖才能拥有与上帝亲近的经历,而且一般基督徒不太需要参与信仰的传递。或许大家并未深入了解上帝所说的话:“父啊,天地的主,我感谢你!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,向婴孩就显出来”(太11:25)。犹太教的圣殿体系倒是真的把这些事“藏起来”,不让那些传扬耶稣教导和传递他的爱的老百姓知道。尽管如此,奥古斯丁认为“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住着那位主”。
 
        我们每个人都直接向基督负责,而且都需要培育和引导,好叫信仰的传递变得更亲切。要做到这些,我们需要更深地认识上帝,进而认识自己,并在各种关系和情感上经历福音的和好特质。
 
        除此之外,我们还需要明白,人要察觉到,现实地活着,不仅是活在世上,更要接受那位永活的、有位格的上帝。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与升天,我们得以靠着圣灵与上帝亲密同行。但是,组织化的宗教却倾向于将这双重实质中觉得会冒犯人的内容挪去,又以自己机构的实用主义来取代圣灵。
 
        在现代世界的消亡中,尽管文化已然呈现断裂,我们仍要传递关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。我已看见一种新的“壁垒”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中占据人心。
 
        世俗化横扫北半球,基督教人口据点朝着南半球移动,形而上观念的系泊处已然丧失,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测:假如上帝已死,一切皆可允许。全球化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,失去过往历史也使我们盲目,将自我缩减到只剩下科技意识。这些趋势正在将我们熟悉的标记一一移除。
 
 
        以古典教育来传递
 
        近来,此危机已促使一群教育哲学家推动回到古典公民教育的“派代亚计划”(the paideia project)。“派代亚”一词原意是希腊城邦中为较优渥家庭提供的教育训练,让男孩在接受一段漫长而全备的个别指导过程后,成长为有见识的好公民。这个过程背后的动机是神话中的诸神会守护指导人类,好比守护雅典文化的雅典娜女神,会指示和照顾雅典人。
 
        然而,亚历山大大帝迅速拓展希腊化时代的帝国疆土,堪与今日的全球化相比。人类存在的规模随之大幅扩展,于是聪明的希腊人(如西塞罗)必须重新思考,自己不仅是小城市的公民,而是一名世界公民。诚如柏拉图所言,希腊化教育灌输的个人文化——以人为万物的尺度——如今看来像是“必朽之人所获得最宝贵的恩惠”,是人余生拥有的“上好”价值。
 
        倘若派代亚教育在过往的焦点是(现在仍是)公民利益,那么初代的基督徒作何回应?
 
        生活在派代亚文化中的新约圣经作者,将个人指导的观念作了进一步延伸。他们指向耶稣基督,让他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“派代亚”。基督的确应许门徒,圣灵会作他们的保惠师(Paraclete),成为他们的“派代亚”,并在他们生命中动工。对基督和内住之圣灵坚定不移的委身,不仅影响后来的沙漠教父建立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,也引导中世纪修士建立修道院制度。
 
        相较之下,我们当代基督徒的委身显得苍白无力,于是现在有些人在寻求更热切、更个人的指引——或许是心灵导师、心灵密友或属灵导师的指引,为了更严肃地面对自己的呼召。因为如果我们的福音派精神不回到根本,而是变得更政zh i化,那么我们对信仰就会变得随便、反复无常、思想分裂又虚伪不真。要是这样,当信仰传承到下一代,下一代却难以维持,我们也无须惊讶。
 
        初代教会及家庭从两方面获得信仰的教诲:个人和群体。使徒保罗十分关心父母如何教育子女(弗6:4;西3:21),初代教会也指派教师去教育初信者(徒13:1;林前12:28;弗4:11)。
 
        一世纪末,罗马的克莱门(Clement of Rome)已经使用“基督教教育”一词了。后来,克里索斯托(Chrysostom)详加阐明父母应如何教导子女,并且建议全家共餐之时为很好的起点。公元二世纪末,教会要求预备受洗者接受为期三年的信仰教育见习。之后,奥古斯丁阐明“如何开始宗教教育”。然而,直到古罗马晚期结束以前,基督徒仍是个别接受教育训练。马洛(H.I.Marrou)指出,基督教学校至中世纪才开始发展。
 
        或许我们需要回溯起点,回到偏向个人的教育模式,结合异象与基督受死又复活升天的叙事——那才是基督徒生命的根本。没有委身就没有传递,没有坚持的委身就没有真正的传递。
 
        我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面对这个呼召的挑战。有一位出身宣教士家庭的牛津大学学生告诉我,他的信仰似乎与生活毫无相干,而且没有意义。再加上他爱上了一位非基督徒女孩,也考虑与她结婚。我和他约定每周五一起午餐,如此维持了一年。
 
        理性的辩论对他似乎没有用,因为他“什么都知道”,但是他自己的内心既阴郁又寂寞,对于基督徒朋友的委身、关心与不住的祷告,他心为所动,不过他并未因此而被说服。后来他自愿申请到南极从事气象相关的工作,在那里他可真的是独自一人跟上帝在一起,一年只有一次机会收发邮件。
 
        两年后他回来,完全变了一个人,虔诚委身于基督,并且正在成为重要的基督徒领袖。
 
        这件事深深鼓励我继续在维持忠诚与信赖关系的情况下,不住为他人代祷,也在他们处于绝望之时,委身陪伴他们走过谷底。如果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断时续、肤浅、冷酷,而且缺乏同理心,那我们其实不能够为他人祷告。如果我们没有将真理丰富地存在心中,并在亲密的关系中怀着同理心将它表达出来,就无法将我们自称相信的那些价值观传递给别人。
 
 
        家父十分钟爱“以诺与上帝同行”(创5:22)的观念,这句话如今刻在他的墓碑上。他从这句话想到其他几位信心之父:挪亚也与上帝同行(创6:9),亚伯拉罕蒙召行在全能上帝面前(创17:1),这些个人的经历象征以色列的圣约生活,从出埃及到进入应许之地,然后到流放异邦。
 
        这段信心旅程的引路之光是对上帝的敬畏;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基本原则,这个原则让我们活出经历上帝的整全生命。
 
        同样,我们在寻求自身异象的旅程中所需的引导(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),都要委身于圣约的生命。因为如果智慧是将知识有效地应用到生命情境中,那么思想和行动、言语和作为就不容许有表里不一的情况。
 
        无父的时代亟需智慧的教导者
 
 
        智慧的教导者必须具备敬虔的正直品格,家父在这方面是我很好的榜样,激励我起而效法,也帮助我看见,许多今日文化上的精神分裂主要原因在于无父,好比一整代的以实玛利在世上游荡,在道德的旷野里无人庇护。
 
        耶稣使用的“阿爸,父”一词,是否为以色列的祈祷生活中独特的称谓,对此学者众说纷纭并无定见。不过,这个称谓当然是独一无二的!唯独神子能使我们放胆说出主祷文,因为只有他能教我们祷告。我花了许多年默想主祷文,这段祷文使我更具体地明白属灵儿子身份的意义。儿子的身份使我们了解,门徒训练在四福音中都居于显著位置,并由我们神圣的主亲自教导。
 
        然而,新约各个作者在同一福音的延续中,也使用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方式来阐明门徒训练。所以,今天我们每个人也都要保持足够的弹性,来面对各种环境和偶发状况,好使我们的信仰传递充满活力,并可以激发他人。“是这样,但也是那样”的辩证依然持续,因为我们愈住在那位“蒙爱者”里,就愈能笑看基督徒生命中的吊诡。
 
 
        我们能够像《诗篇》作者一样,在情感的完整范畴内挥洒生命,有时沾沾自喜,接着痛苦迷惘,之后又在心灵深处重新获得方向。
 
        与此同时,我们除了按照日常节奏走过年岁生命的四季,也按照上帝进入我们世界的神圣节期而活。身为人类的我们拥有许多重复的节奏,好比吸气呼气,睡下醒来,吃喝禁食,相爱和生育,养育子女和放手让他们自由发展,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。借由守圣餐、庆祝主显节(Epiphany)、降临节(Advent)、大斋期(Lent)、复活节、五旬节、耶稣升天节(Ascension)和诸圣节(All Saints Day),我们的灵得以滋养培育。
 
        我们的身份确实是安息日的身份,所以在七日中的那一日,我们停下周间的俗世活动,感谢那位创造及拯救的主。年复一年,牧师带领我们不断强化属天启示的实在,为使我们得以改变,愈发合乎基督的形象。我们的儿女也会观看、模仿,并且延续家族的礼仪,效法父辈的行为。
 
        不过,若是灵性节奏在时间上反复无常,或是因言行不一在道德上变得软弱,那么与过去的连结就无法持续了。
 
        尽管以色列文化成为使用文字的文化,口头传递对于以色列人的生活仍是至关重要的。无论朗读圣经的是祭司还是父亲,口头传递的行为都是位格性的。讲道的口述传统也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,包括印刷品在内,因为我们至今仍能展读诸如多恩(John Donne)、清教徒们、卫斯理(John Wesley)、司布真(C.H.Spurgeon)等人的讲章而大受激励。就连巴赫的清唱剧都是为了配合主日证道而创作的,因此演奏起来格外鲜活,又多姿多彩。
 
        在当今的世俗化向全球蔓延以前,这些传递方式一直保存在国家和民族的架构之中。
 
        (摘自《喜乐流放者》,上海三联书店,2019.0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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